融資擔保行業協會成立 隱憂未消

     “先看看第一年協會辦事的效果吧。”在交了3萬元的基本會員會費后，上海的一家融資擔保公司負責人趙某以一種難以形容的口吻告訴記者。

　　與趙某一樣，接受經濟觀察報采訪的20多位融資擔保公司負責人對于協會的成立表示出贊同——中國擔保業在進入第20個年頭后，大家終于有了自己的協會，以此形成一個相互商討發展、反映問題和解決發展困境的渠道。不過，他們也心存疑慮：一個經歷了初期的野蠻生長，到逐步開始向市場化經營邁步的行業，此時，監管機構以怎樣姿態、方式介入行業的發展？

　　民營靠邊站

　　9月17日，經民政部批準，中國融資擔保業協會在北京正式成立。據銀監會統計，截至今年6月末，全國的融資擔保法人機構共8349家。這當中被全國各級政府金融辦公室推薦的172家融資、信用擔保公司的相關負責人參加了成立大會。這些公司將以自己的身份按照50萬、30萬、20萬、10萬和3萬的會員標準繳納會費。

　　匯總相關資料以及記者的采訪，這172家公司，絕大多數為國有企業、地方政府背景的擔保公司。而大多數民營擔保公司并未參加此次會議。以深圳為例，76家擁有牌照的擔保公司(民企占73家)中，只有兩家國有擔保公司參加了會議。

　　會議主持人中國投資擔保有限公司(下稱中投擔保)董事長劉新來分別邀請安徽省信用擔保集團、吉林省信用擔保投資有限公司相關負責人介紹了其公司的發展情況。

　　對于中投擔保擔當協會會長單位，幾位參會的擔保公司代表人告訴記者，他們感覺并不妥當，因為相比于一個為政府投資平臺提供增信的國有機構，大多數參會公司雖然是政府背景但他們已經是以市場化運作來實現自負盈虧的企業，擔心協會主要管理者是否會及時反映他們的心聲。

　　在接受記者采訪的融資擔保公司負責人看來，誠然不少擔保公司在經營上存在偽擔保騙貸款、挪用擔保資金的問題，但這與全國各地區經濟發展的差異以及當地銀行業的經營有著必然聯系。他們認為監管機構首先要熟悉這樣的差異性；同時，差異性也帶來了復雜性，如果銀監會此時還僅以控制風險為抓手來簡單管理，這對于行業中經歷市場起伏、并為企業融資帶來融資的擔保公司是不公平的，因為這些公司也是在忍受著經營不規范公司對行業造成的陰霾中經營。他們期盼監管機構以正確的認知、合理的管控為他們撥開陰霾。

　　一位參與融資擔保公司管理條例的銀監會官員告訴記者，目前擔保公司綜合實力良莠不齊，銀監會無法滿足所有會員的要求。“目前，銀監會對融資擔保業協會只是一個業務指導的角色，因為在“簡政放權”的主導思想下，我們不好過多參與管理。”

　　需要一個身份

　　“我們需要一個金融機構的身份。”這成為此次參加會議的代表們的一致呼吁。

　　一位江蘇省內擔保公司負責人表示，目前擔保公司處于誰都可以管但誰也不是主管單位的地位。這導致在行業出現問題后處理滯后，但又要所有擔保公司共同受罰的局面。“銀監會并沒有明確為主管單位，我們還不能定性為金融機構。”他說。

　　在一位四川省市級擔保公司的負責人看來，銀行與他們這樣有政府背景擔保公司做業務只是出于利用政府背景作為信用資質審核的工具，而非以商業化運作降低風險為企業提供融資的角度來開展業務。“因為這里面涉及到與銀行就貸款企業的風險分擔問題。如果銀監會相關指標不作調整，擔保公司無法做到平等經營的基本權利，擔保公司對銀行沒有議價能力更談不上市場化、規范化經營。”

　　對此，銀監會相關人士告訴記者，我們暫時沒有這樣的能力。因為與擔保公司的風險分擔問題涉及到貸款通則。這方面需要央行來做出調整，央行是商業銀行最后的救助人。
　　為此，不少參會代表提出將管理條例中融資擔保責任余額與其凈資產的比例上限不得高于15倍和資金運用占用的風險資本與其凈資產比例不得超過35%的比例進一步提高。不過，這樣的建議并沒有得到與會主持的贊同。

　　作為一家深圳市擔保公司的負責人，王某認為管理條例對他們公司的盈利造成極大束縛。而對中小型、民營擔保公司沒有束縛。“商業銀行都將依照監管條例核準與我們的業務。由于中小型擔保公司的資本金、業務能力所達到業務規模較小，因此條例規定的指標對他們是遙不可及的愿景，而對我們則成了隨時受壓制的天花板。”她向記者解釋道。

　　而對于擔保公司提出的與銀行之間的風險補償機制，上述銀監會官員表示，與國外大多數是政府是擔保公司最后風險承擔者不同，目前，中國的擔保行業由國有、地方政府、企業和民營組成；因此在如何設置上，這是一個復雜的過程。

　　此時，發展了20年的擔保行業或許正處于一個尷尬境地：既要滿足銀行花小錢辦大事的口味，又要配合地方政府產業投資的方向，同時他們還要在市場化競爭中生存。